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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这次声势浩大的反头巾运动起源于9月13号一名叫做MahsaAmini的少女,因为头上黑巾没有佩戴正确而被伊朗警方强制拘捕擅自关押两个小时。之后释放的她陷入昏迷,并在随后三天抢救无效去世。为她接诊的医生说该少女曾经在生前遭受过凌虐。

而伊朗警方则在事故发生后不断推辞逃避责任,甚至在有目击证人站出来指控伊朗警方在拘捕女孩的过程中已经在警车里对少女进行非人道虐待。伊朗官方依然逃避责任。甚至将受害者家属一家禁言没收了手机。

至此伊朗女性怒火彻底被激起。她们或在网上剪发焚烧头巾,或涌上街头焚烧头巾对伊朗官方进行抗议。因为在Amini被害之前,伊朗就有不少女性因衣着问题被伊朗道德警察拘捕并非法惩戒。

伊朗妇女已忍够了这几年的高压政治,在这场声势浩大的纪念amini的反头巾运动中,不止成千上万名伊朗女性冲到最前面,甚至还有这些年长期生活在伊朗高压政教合一环境里的男性们也纷纷走向街头跟随女性一起抗议,并强调“还妇女自由,就是给自己自由。”
很快这场从德黑兰发起的大型示威扩散到全伊朗,在这场冲突中不止有女性牺牲,也有男性被军警重伤。
但伊朗女人并未被打倒,甚至越挫越勇把剪发反头巾运动扩到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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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该怎样交待——当然是不需要交待。东航坠落的飞机不需要交待,上海疫情不需要交待,长沙起火的大楼不需要交待,李佳琦从鼎盛骤然消失不需要交待,明星几千万粉的微博账号消失也不需要交待,失踪的乌衣不需交待,婴儿和母亲分开隔离不需要交待,《一百个人的十年》不需要交代,独生子女政策的翻页不需要交待,8964不需要交待。
不过,但是918还是得问日本人要胶带贴一贴的呀。

这也是国耻,这三年都是国耻,从上到下都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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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一个人类学课上的高光时刻,关于新疆集中营。 :blobcat:
事情是这样的,某节lecture上professor用新疆集中营作为生殖管控和国家主意的例子。某小粉红事后给教学部门写信投诉教授,主要有三个指控:1. 声称集中营、强奸和生殖管控不存在,教授提供虚假信息。2. 声称教授anti- Chinese。 3. 在课上讨论这样的议题inappropriate且disrespectful。
教授于是在第二周的lecture上公开用五分钟时间回应了这封邮件。我真的觉得太酷了!(或许这才是真正好的政治教育下正常人的思维吧!)关于第一点真实性,教授说她不是从西方媒体了解到这些信息的,并且她罗列了一长串维族人撰写的民族志和自传。关于第2和第3点的回应尤其酷,我把她回应的中英双语对照贴在下面,象友们可以瞻仰一下,反正我是被爽到了。

我有设想过他死了之后我家窗外传来的炮仗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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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佑義士
曾經被視爲大中華膠、保守溫和嘅說辭,喺國安法下嘅香港公共空間也幾成絕響 :ablobsadpats:

facebook.com/tonyeechow/posts/

鄒幸彤:
//支聯會煽顛案初級偵訊 鄒幸彤證詞

(**據幸彤的準備文稿與庭上口述綜合整理**)

我和支聯會的接觸,應該可以追溯到 90 年代初,我作為一個小學生,跟著母親參與燭光集會的時候。

我不像另外兩位被告,是在支聯會的成立之初就參與其中,影響著機構的發展。相反,我是在支聯會的影響下長大的一代人。所以我的口供,一方面是關於我個人的參與,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支聯會對這個城市裏的人帶來了什麼影響。

支聯會的六四燭光集會,是我參與公共事務最早的記憶。雖然當時的參與實在是微不足道,只是幾萬點燭光的其中一個。小時候未必很能夠理解甚至留意到什麼「五大綱領」,但基本的事實是明白的,知道好多哥哥姐姐為了國家能更好,站了出來,卻被當權者屠殺,殺人者還要誣陷他們為暴徒,抹去他們的存在。而場內的氣氛,是令我印象深刻的,我第一次體驗到那麼多人共同的悲傷,共同的憤怒,我大受觸動,並且想去明白,到底是什麼,能讓那麼多人的人連成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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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幸彤的庭上證詞說得太好了。
「更根本的是,我們要結束專政,建設民主,說的就是想結束槍桿子出政權的暴力循環,希望建立一個靠道理和原則維繫的社會。而不是要取而代之成為下一個獨裁者。所以我們最大的武器,最大的力量,就是把事情、把道理說清楚,以此消除極權對人的蒙蔽和掌控。
畢竟,專政也是靠人去維持的。而極權操控人的工具,就是屈辱和恐懼,令所有人變成自己的獄卒。在絕對的權力下,人們被困在一個虛假的世界裏,這個世界沒有事實,沒有選項,語言被限制,價值被掏空,以至於獨立的思想、自主的選擇再不可能。那麼要結束專政,最關鍵的其實是要打破這個思想的牢籠,守護真相,提供選項,自由地說話,並捍衛重要的價值和原則,而這些,就是支聯會一直以來所做的,亦是我在這個法庭上要做的事。」
facebook.com/110800737856102/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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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的“疯狂星期四”其实很可悲,所有人争抢碾压,自觉接受封城的命运。这些冲进超市和菜场的市民要是冲进拘留所,把“热带雨林”营救出来,那才好呢!!标题我都起好了,就叫“攻占巴适的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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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四年以前,世界是属于所有人的。每个人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在那里待多久就待多久。没有什么允许不允许,没有什么批准不批准。当我今天告诉年轻人,说我在一九一四年以前去印度、美国旅行时根本就没有护照,或者说,当时还没有见到过护照是什么样,他们会一再流露出惊奇的神情,这使我感到很得意。当时人们上车下车,不用问人,也没有人问你。我们今天要填近百张的表格,当时一张也不用填。那时候没有许可证,没有签证,更不用说刁难;当时的国境线无非是象征性的边界而已。人们可以像越过格林威治子午线一样无忧无虑地越过那些边界线,而今天由于大家互相之间那种病态的不信任,海关官员、警察、宪兵队已经把那些边界变成了一道道铁丝网。由于国家社会主义作祟,世界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开始变得不正常——我们这个世纪的精神瘟疫才开始,作为首先看得到的现象是对异族的病态恐惧:仇视外国人或者至少是害怕外国人。

人们到处抵制外国人,驱逐外国人。原先发明的专门对付罪犯的各种侮辱手段,现在却用来对付每一个准备旅行或正在旅行的旅行者身上。出门旅行者不得不被人从右侧、左侧和从正面拍照;头发要剪短到能看见耳朵。旅行者还必须留下指纹,起初只需要留下大拇指的指纹,后来需要留下所有十个手指的指纹。

此外,旅行者还要出示许多证明:健康证明、注射防疫针证明、警察局开具的有无犯罪记录的证明以及推荐信。旅行者还必须能够出示邀请信和亲戚的地址,还必须有品行鉴定和经济担保书,还要填写、签署一式三四份的表格。如果那一大堆表格中缺少了哪怕一张,那么你也就别旅行了。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我起初也觉得这些琐碎小事不值一提。但是这些毫无意义的“琐碎小事”却让我们这一代人毫无意义地浪费了无可挽回的宝贵时间。

当我今天总算起来,我在那几年里填了不知多少表格,在每一次旅行时填写了不知多少声明、还要填写纳税证明、外汇证明、过境许可证和居留许可证、申报户口表和注销户口表,等等。我在领事馆和官署的等候室里站立了不知多少小时,我曾坐在不知多少官员面前一他们有的和蔼、有的并不友善、有的呆板、有的过于热情一我在边境站接受过不知多少搜查和盘问,我这才感悟到,人的尊严在我们这个世纪失掉了多少嗬!

我们年轻时曾虔诚地梦想过我们这个世纪会成为一个自由的世纪,将成为即将到来的世界公民们的新纪元。可是那些非生产性的、同时又侮辱人格的繁文缛节却浪费了我们多少生产、多少创作、多少思想嗬!因为我们每个人在那几年里要用更多的精力去研究那些官方的规定,而不是去研读文学艺术书籍。我们在一座陌生的城市、在一个陌生的国家,最先要去的地方不再像往昔那样是去那个地方的博物馆、风景区,而是为了领取“居住许可证”去领事馆和警察局。

我们这些人以前坐在一起的时候,常常谈论波德莱尔的诗或热烈地讨论一些文学艺术方面的问题,而现在我们发现自己谈论的尽是一些被盘问的情况、许可证的情况,或者打听应该申请长期签证呢还是申请旅游签证;结识一个可以使你缩短等候时间的领事馆的小小女官员在最近十年里要比在上个世纪和托斯卡尼尼或者罗曼·罗兰结下友谊更为重要。我们凭着天生的悟性始终会感觉到,我们是被施予者而不是施予者。我们没有任何权利,一切都只是官方的恩赐。我们不停地受到盘问,被登记、编号、检查、盖章。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一百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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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娱又开始狂转只有一个中国
cnm那可不是吗 有两个中国谁他妈还受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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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队的时候身后的人贴我太近我真的会火冒三丈,如果对方的手机还戳到我的背,那我一整天的好心情都会消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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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多恨当年的日本,就应该有多警惕现在的中国。否则,你就不是恨,而是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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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
#新冠时期的记忆
昨晚上微博看到毛十八转发了一个视频,原博已经因为这个视频被炸号了,看转发链上的提示,应该是万青郊眠寺这首歌配乐的上海这两个月的视频混剪。很好奇想看看,墙里墙外到处找都没找到备份,爬广场也很少看到提到这个视频的人,终于找到一个备份了视频的网友,拜托ta私信了我一份。剪得真的很好,配乐更是升华了视频。我个人觉得是比四月之声更有力量的,歌词实在是契合。上传了一份上毛象,推荐大家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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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体不自由的前提下,任何个体的自由都是虚假与不切实际的。

新疆曾经对外断网一年多,给很多人的生活造成影响,不管是维族还是汉族,只要生活在那里都被整体无视,被迫失去与外界沟通的机会。

云南瑞丽为首的边境断断续续封城近一年,一度繁荣的小城如今变得萧条破败。而每每这些边境小城对外求援,希望受到更多物资支持,却无一不被压下声音。

东三省的官员为保证华北等富裕省份用电,强行在入冬时大停电,造成东北几十号平民一氧化碳中毒。当然处理结果依旧不了了之。

如今上海北京的悲剧,只不过是这无数积压下来的悲剧集中爆发出的典型。因为是核心大城市,所以它们的悲鸣格外旷日持久。

你的边缘被人侵蚀,你的核心自然也会受到重创。有人说新疆人断网,东北人断电,跟我有什么关系?那么上海的外地人流浪,河北人因北京长期被牺牲,是不是也跟你无关?

加缪说过:“我们奋斗不息,是为了使每一个自由人能毫不羞愧地面对自己,是为了使每一个人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能不受控制地作出判断。

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一个人带着枷锁,我们大家也都在脚镣手铐之中。除非全人类获得自由,否则没有人是自由的。这种民主才是唯一值得我们为它牺牲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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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写作这件事。写作首先是一种练习与模仿,你想到要去写,但不知怎么写,所以你要模仿,模仿别人的作品。这就是昨晚讲,对于白话文来说,最早适合被模仿的是民国时期那批翻译家们的作品。你读书大抵也能看出来,你如果从一个人的书里感到另一个人的痕迹,这再正常不过。你再去读他们的笔记杂记,发现他们也承认当年模仿过谁的影子。

其次是练习,毛姆虽然一生都在寻欢作乐,但其实毛姆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每天起床后会将自己按在书桌前四个小时硬着头皮写,什么都写不出来也要坐在那里,非常痛苦。通过练习写作,来让自己达到一个更加确定表达的状态。写作这件事肯定不是什么「灵感来了,文思泉涌,下笔如有神」,而往往是有个什么模糊的东西,抓不出来,试图用确定的文字来抓住模糊的思索,这件事大概需要一些专注与耐力,而非灵感。

然后是文学爆发,这就扯远了,不是一个年代一个人的事,文学本身就是一种练习,一种对扩展表达可能的尝试,是有足够多的人不断反复模仿,练习,学习,然后扩展。你看拉美爆发,大家相互学习,相互模仿。这需要足够多的人有那个期盼,参与进去,人,才是造就环境的元素。没有人,什么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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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最近落地东京没几天,遇到两次警察,一次是在外面骑单车晚上没开车灯被三个警员两男一女拦下查看证件,因为怕你偷车,为了请他把在留卡从卡套里取出来,特意找了个远程翻译电话请求。查完没问题之后各种道歉。
后来没几天捡到一个钱包送去交番,两名警员忙了快两个小时各种登记确认,远程翻译换了三个,给他解释各种法律规定包括失物处理办法,合法谢金的规定。就算钱包里证件俱全,不会主动联系失主,必须等失主报警。朋友说后来仔细想想,这对隐私的保护和个人物品的权利维护到了变态的程度。
朋友家三代北京人,“头一次觉得自己被当做一个人对待”。“经历了这些再回想国内看的大白警登堂入室的视频,才明白痛得有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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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甄嬛的生日,轉發這個甄嬛,你也會目送皇上駕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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